巧施反间计 借刀除叛徒

                                                                           （一）
 
       1957年12月17日凌晨，福建沿海迷雾蒙蒙，海风萧萧，水天一色，浊浪翻滚。突然，一条渔船像只惊枪的海兽逃离大陆，在波涛浪谷间时隐时现，拼命地向国民党军队盘踞的金门岛驶去。
       不久，台湾的各家报纸均以显著位置刊出爆炸性消息——共军福建军区第63高炮师副师长张清荣投奔“自由中国”。一时间，台湾、香港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舆论界争相炒作这一热点新闻。尤其是台湾的各种心战喉舌，抓住这一政治资本大做文章，鼓噪声甚嚣尘上，在海峡彼岸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国民党当局当然不肯放过这一千载良机，伪国防部总参谋长王叔铭在台北亲自主持欢迎会，设宴为张清荣接风洗尘，发给奖金5万元（台币），并委以空军高射炮兵司令部上校副参谋长头衔。
       张清荣是何许人也？他时年38岁，河北省保定地区清苑县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5年任副营长，1946年升任营长。1950年任炮兵师某团团长。1952年2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4年任炮兵师副师长，中校军衔。1957年8月调任福州军区高炮第63师副师长，仅4个月后他就无耻地叛逃投敌。
       这个18岁就参加革命的“红小鬼”，这个有着“旧社会吃过糠，抗日战争中扛过枪，解放战争中受过伤，抗美援朝战争中跨过江”光荣历史的“老革命”，这个受党培养教育20年，34岁即被提拔为副师长的我军年轻指挥员，如今竟把党性、军纪、道德、人格、良心……统统抛置脑后，成为背叛党和人民的千古罪人。
此刻，他在主子赐予的高官厚禄、金钱美女和鲜花掌声面前受宠若惊、得意忘形并踌蹰满志。他改名张春生，乃重获新生之意也，真是无耻至极。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他将窃取的7份发至军以上机密文件和一支驳壳枪，特别是我军福建前线的军事部署、兵力兵种、武器装备和作战计划等军事机密，一古脑地作了献给新主子的见面礼，使我军蒙受的重大损失不可估量。为了讨好自己的主子，他大肆攻击诬蔑我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造成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为了使自己飞黄腾达，他不顾寡廉鲜耻，一再表白为党国效忠，声称在反攻大陆中将竭尽犬马之劳。
       当时正值蒋家王朝逃台后经过重整旗鼓，羽翼日渐丰满，妄图反攻大陆前夕。张清荣的投奔，不仅给台湾当局注入一针政治上的兴奋剂，而且获得了一大批极为宝贵的军事机密，无疑将有助于其加速反攻大陆计划的实施。
显然，张清荣已成为危害我党我军和新中国安全的心腹之患。据了解，张清荣逃台投敌事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所发生的最严重的我内部人员叛逃事件。它震动了全军，惊动了党中央和毛主席。为了紧急应变，我福建前线的整个军事计划、兵力部署、阵地布局等，都要被迫重新调整，所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党和人民岂能容忍张清荣这一败类逍遥海外、助纣为虐？
                                                                                       
                                                                                               （二）
  
        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公安部决定搞掉张清荣，以儆效尤，以绝后患。怎么搞？滔滔海峡，天然屏障，两军对垒，隔海相望。若大军讨伐，兴师动众，实乃得不偿失，当属下策；派出小股特工人员潜入海岛，伺机击毙之，这有相当风险，弄不好会造成牺牲或授人口实，招致被动，此为中策。那么，上策是什么呢？上策即运用谋略反间手段，假借敌手将叛徒除掉。
        在我国历史上，周瑜在赤壁之战中运用此计堪称最为精彩，接连除掉了魏国两员大将，最后使曹军遭到惨败。再有田单除乐毅，陈平除范增，赵匡胤除林仁肇等等，都是用的此计。可见，此计若运用得妙，不费自己一兵一卒、一枪一弹，便可达到以千军万马都难以达到的目的。正所谓“疑中之疑，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1958年8月8日，公安部一局指令河北省公安厅一处，要通过“302号”专案开展反间工作，搞掉叛徒张清荣，并强调指出，今后“302号”专案的经营主要用于这方面的斗争。
        当时，“302号”案件已经营了4年之久。早于1951年4月，华北革命大学学员王某反映，其姨夫顾ⅩⅩ（俗称“大个子”）去年冬天由台湾来北京，住在其内表兄朱某家，曾打听共产党是否有喷气式飞机，有多少架，有几个飞机场……等等，并吹嘘台湾如何如何好。根据这一线索，我公安机关认真开展了调查。很快查明，该人系河北省抚宁县人，日伪时期曾任伪警察局额外督察员、局长等职。国民党统治时期历任昌黎团管区书记、少校和天津东局子师管区分队长。天津解放时被我军俘虏，后从北京以经商为名乘船去了香港，不久又去了台湾。1950年由台湾潜回大陆活动。
       1953年2月25日，公安部一局根据情报侦悉，“大个子”于1950年11月在伪国防部二厅特别人员训练班毕业，被委任为二厅青岛特别组组长，同年12月经澳门潜入大陆，主要调查我方“重庆舰”、“长治舰”等军舰的打捞情况，大约两三个月之后回台复命。
        经过工作，我基本摸清了“大个子”潜回大陆活动的情况和所接触的人员，将其中可资利用的3人物建为秘密力量，严密控制其与外界的联系。1953年9月14日，我得到秘密力量报告，得知“大个子”近期又有返回大陆的意向。为促使其尽快潜入，我将其策反发展的朱某秘捕，朱某供认了在“大个子”的策动下参加特务组织的罪行，愿意戴罪立功，遂被放出，为我所用。在我们的策划指挥下，朱某等人千方百计为“大个子”返回大陆铺路搭桥、穿针引线。果然，“大个子”于1954年元月23日由深圳进入大陆，在武汉附近被我外线跟踪人员逮捕。经突审，其交代了在香港加入特务组织的过程和两次潜入大陆搜集军事、政治情报和从事区内发展的罪行，以及此行的任务，并表示愿为我工作，立功赎罪。在我方的控制使用下，于1956年2月8日诱入台湾当局中委会二组派遣的报务员许××及电台一部、密码3套。许××缴械后也被我逆用。
       “302号”案件在中共河北省委和公安部的正确领导下，在“积极经营，谨慎从事”的方针指引下，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巧妙周旋，先后发现了一大批敌特派遣线索、建组计划、敌特企图利用的旧基础、旧关系和潜伏特务，使我方基本掌握了中委会二组在河北的活动情况及其内幕。几年来此案的两名骨干特务始终被我控制利用，没露出任何破绽，取得了敌人的信任。这是该案用以针对张清荣实施谋略反间工作的重要基础。
同时，该案的大本营设在保定，而张清荣的原籍则是保定附近的清苑县。台湾当局中委会二组所属的“北方工作组”组长付若鹏和内勤宋扩周，二人历史上都曾在保定、清苑任过伪职，对保定的情况比较熟悉，且有一定的社会基础。顾、许均为中委会二组组长叶翔之亲自派遣，许又是付的心腹。总之，敌特对保定肯定是“情有独钟”，对来自保定的情报肯定会很感兴趣。因此，我通过“302案”针对张清荣进行谋略反间，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
 
                                                                                           （三）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针对张清荣进行谋略反间工作，首先必须摸清其逃台前后的情况。为此，我办案人员专门进行了调查。了解到：张清荣又名张春生，男，时年38岁，河北省清苑县北石桥村人。1938年7月参加我军，同年10月入党，历任我军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1951年3月参加抗美援朝，回国不久升任副师长。1957年8月调往福建军区第63高炮师，任第二副师长。其父母兄弟均在原籍务农，其妻姜××原任我军某团干部处干事，张叛变投敌后转业至辽宁省辽西纺织厂，任团委会组织干事。张有一子现由姜抚养。
       据调查，张清荣于逃台投敌之前对我党的统购统销等方针政策不满，1954年回家探亲时听到一些对现实不满的分子发牢骚叫苦，同党更加离心离德，曾盛气凌人地向区、乡干部大发雷霆，并鼓动怂恿一些落后分子同干部闹事。村干部将他的问题反映到部队后，部队给予其纪律处分。1956年春，张清荣在炮校学习期间与保姆乱搞两性关系，事发后又受到组织的批评教育。张被调到福建后任高炮师第二副师长，未参加师党委会，张对此大为不满，经常闹情绪、发牢骚、讲怪话。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后，他害怕整到自己头上，有时夜间暗自哭泣。有一次，他曾向爱人流露要学“王佐断臂”……等等，这些，都是构成他逃台投敌、背叛党和人民的思想基础。
        据我内线情报获悉，台湾当局通过对张清荣进行审查，认为他提供的军事情报比较真实、可靠，但对其所讲的投敌原因，如：与部队政治干部关系不好、与原籍乡干部有纠纷、怕整风等有疑问，特别是对其所述的在北京养病和在炮校受训的经历有怀疑。因而指令特务机关通过在大陆的潜伏特务进行调查核实。
       不久，敌特向我“302号”来信通报了张清荣逃台后供述的本人身份、经历等情况，要求迅速查清张在我方的确切身份、有无伪装情事，1959年是否在炮校受过训，因病离职期间在何地、做何事，以及张投敌后我方的反映……等等。
         从敌特来信的口气和内容分析，他们肯定还会向其他特务组织布置类似的任务。为了把敌人的注意力紧紧吸引到我“302号”上来，使我们所提供的假情报更具有权威性和可信性，让其完全钻入我们所设的圈套，专案组报经公安部和省委批准，于1958年9月3日以潜特名义向敌人发去一封密写信，内容是：
        “有一下放到清苑县东桥村劳动的匪干周洪勋，系保定市文教用品公司的股长，整风中因不满匪党政策被打击，因此被下放劳动。此人过去与韩同志（我给敌人安排的假交通员）相识。因韩同志见面时透露北石桥村一个当过匪军师长的张清荣已奔向我自由祖国，周对此举很羡慕。经与顾同志商议，拟争取为我工作，借以了解农村情况，布建农运基础，现正考核，准备吸收。”
        这一假情报就像一条用香饵裹着的金钩，其妙就妙在“含而不露，示假隐真”。从表面上看，我是根据敌人布置的任务，向其报告“布建农运基础，策反下放干部”的情况，顺乎自然，顺理成章，使对方摸不清我方的真实意图。然而，信中又轻描淡写地提到了“东石桥”、“北石桥”，这正是叛徒张清荣的原籍，想必敌人的目光一定会被吸引到这里。加之信中醉翁之意不在酒似地点到了张清荣，便进一步对敌人起到暗示和引诱的作用。
       为了促使敌人上钩，同年9月20日，我又以潜特名义向其续报称：“以前所报周洪勋，经考察对我党忠实可靠，拟最近纳入组织。”
         果然，敌人上钩了，对我发去的假情报极感兴趣，于9月24日来信称赞“302号”“工作情形殊堪佩敬”，同时进一步布置了调查张清荣的任务。其信中称：
      “张清荣来归一案奉中央交查如下：（1）张清荣来归后其妻及五岁之子是否由福建返回保定原籍，并为匪扣押虐待等情形。（2）张在匪方之确实身份、级职，投匪年月及经过详情如何，除任军职外，曾否担任其它职务。（3）张归来后匪方之反应情形如何，及保定匪伪政权对其父母兄嫂等有无虐待惩处，以及对此事公布的详情如何等”。
         这样，敌人的疑点和意图已全部暴露于我，我同敌特之间的反间斗争就此拉开了序幕。
 
                                                                                         （四）
 
        接到敌特机关的来信后，我专案组认真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台湾当局目前对张清荣的投奔是将信将疑。我们的策略就是凭借“302号”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针对对方的疑点，分期分批、断断续续、虚虚实实地给其提供一系列假情报，以推翻张清荣的供述，加深敌人的怀疑，进而否定张的投敌叛变及其所提供的机密，让台湾当局把他看成是我方派遣的一个高级特工人员，最终将其干掉。这样，既惩处了叛徒，消除了隐患，又保住了党和国家的机密，从而收到一箭双雕之利。为此，我于1958年11月23日再向敌特报去一份“情报”：
        “据调查，张清荣之妻、子始终未见回原籍，其兄仍任匪党社干部，匪对其家属态度并未见有何异常。详情继续调查。”
       由于这是接到敌特指令后的初次查报，因而是初步的、笼统的、浅层次的，并且用了两个“未见”、“并未见”这类字眼，所以显得真实、客观，且有回旋的余地。这一简短的“情报”否定了张清荣叛逃后其亲属受到株连的情况。
时隔20天之后，我又续报一“情报”。其中首先报告了周洪勋的经历，接着报称：
      “张清荣之妻及五岁之子未见回保定家中来，只是于民国四十六年年底由北平给保定家中来信一封，把其兄叫去北平一次，住约一两天即返回。现张妻不断往家里寄钱，大约每月寄匪币六七十元或八九十元不等，有时还多一点儿。张清荣于日本时期参加匪党后，一直在匪军中任职，没有干过别的，村中民众都说张在部队里当大官。余情继续查报。”
       这一“情报”比起上一次来显然又深入了一层。不仅重申且进一步肯定了张之妻、子并未被遣送回原籍或受到虐待、迫害，并且提供了两个发人深思的情节：即张之妻来信约其兄到北京会面和每月给家中寄钱。这两个情节犹如两个圈套，令敌特非钻不可。他们见到情报后必然会发生疑问：张之妻把其兄约到北平干什么？肯定与张清荣逃台有关。如果他们是背着当局偷偷会面，理应回原籍乡村，而不会到中共的首都北京。由此看来，这里边大有文章。再者，如果张之妻受株连遭贬，那么收入肯定会大大减少。其实，即使不减少也绝不可能从每月的工资中拿出六七十元或七八十元来赡养老人（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一个中级军官的月薪）。那么，这笔钱是从哪儿来的？是部队上仍然支付着张清荣的工资呢，还是政府给其家属发放着抚恤？
       况且，如果张清荣是背着组织和爱人私逃的，那么，作为部队干部的她必然会同已变为“叛徒”的丈夫“划清界限”。不然的话，她在部队上能站得住脚吗？能不被遣送回原籍吗？
据悉，早于张清荣逃台不久，我福建省的反间谍部门即指挥逆用潜特向敌特机关发去一份假情报，称张清荣于逃台之前三五天，曾与其妻乘小汽车从漳州窜到福州，其后去向不明。这一情报与我“302号”报送的两份情报正好前后呼应，互相印证，互为补充，就像一条环环相扣的锁链，紧紧地套在敌人的脖子上，使他们无法解脱。
我于1959年2月收到一封敌特机关于上年11月12日写来的密信，内容是：
      “周洪勋案策反成功殊堪嘉勉，已报上级优予嘉奖……张清荣案匪方措施，本处极待明了。张投奔我方后，已奉总统之命派升陆军上校，发表高炮司令部副参谋长，得奖金5万元，生活安定，感激政府，愿在反共战争中创造事功。周某下放东石桥村，跟张清荣家相距不过两里，应告其利用地理之便及其原有线索，设法查问。另外，石桥东头有一王老衡者，年五十余岁，名保成，对其同村张清荣的历史可能了解，兄站可派适当人员前往相机探询。去时可采取突击方式，以保定城内的表亲之老朋友身份谈话，探询结果密报”。
        从来信内容看，敌人对我提供的情报非常重视，对我逆用的特务深信不疑，同时对彻底“明了”张清荣的问题表现得格外迫切，甚至不惜向我暴露其旧关系“王老衡”。
王老衡何其人也？经调查得知，王老衡即王洛衡，男，时年60岁，清苑县北石桥村人，解放前曾任伪顽保长，并经其表弟、原国民党清苑党部书记长、现在香港特务机关任职的宋扩周介绍，参加了三青团挺进小组和国民党。解放后以买卖鸡鸭为生。
        显然，王洛衡是蒋家王朝的残渣余孽，是台湾特务机关的旧基础和可资利用的人员。现在他们又把他推出来去了解张清荣的情况，可见其对搞清张的庐山真面目已到了迫不及待、不惜余力的地步。这正好为我进行谋略反间斗争提供了一个新的筹码。
                                                                                     （五）

         经研究决定，下一步我们要打出王洛衡的旗号进一步迷惑敌人，使其在我们设下的圈套里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这就需要增加假情报的深度和质量，一方面强调其亲属与政府的关系很好，从而否定他的投敌原因；另一方面否定其在炮校学习的一段经历，暗示其在北平受过特殊训练，其逃台系被我方派遣。
为此，我方专案组又拟就一封密信，经公安部和省委审批后报给敌特机关。信中写道：
         “韩同志（我一隐干）趁周某小孩生病，以代周妻找他回家之便去北石桥村。经查，该村确有一王洛衡者，年六十岁，曾充任保、甲长，系本党党员，现在保定以卖鸡鸭为生。韩同志以买鸡为由去其家闲谈，王对张家很熟悉。据王说，从前他与张家还不坏，张家很穷，王在经济上对张家曾有过帮助，常与张父一起玩纸牌。现在张家生活很好，两个儿子都是干部，张清荣很小就当了八路，一直在外，当过某军团长，参加过韩战，前年（民国四十六年）阴历年前曾回家过年，带来很多东西。听他家人说，是在北平学习，后即调南方去了，大概在浙江、福建一带。张清吉（张清荣之兄）为匪党党员，一直在村当干部，工作一贯积极认真，在村带头进行所谓斗争，和县区干部关系甚密，他们常到其家中吃喝。王洛衡所说张清吉的情况，经查属实。”
      果然不出我们所料，敌人对我们报送的“情报”深信不疑，高度重视。同年4月27日来信告称：“所报张清荣家属情况极具价值，嗣后对张家动态应请随时进行了解，列为兄站经常性调查工作。”
从来信分析，台湾当局很可能已将张清荣的问题按照我们的意图定了性，否定了他投敌叛变及所供军事绝密资料的真实性。
        至此，我“302号”案件所进行的谋略反间工作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不过，我们的目的尚未达到，还须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落井下石，除恶务尽。于是，我们向敌特机关再去密信一封，内中写道：
       “伪国庆前韩同志借去王洛衡处买东西之机与王闲谈，据王说，张清荣的父亲日前来市买东西时曾到王处，说最近拟去北平，他儿媳前两天带着小孙子回家来了，是来接他去北平机关过节的，顺便还要在北平医院看看病，拟在北平住一个时期。张父对其子孙很得意，说长得很聪明，住的是一个很好的保育院，吃穿都很讲究”。
        上述情报寄出后敌特机关虽然没有回信谈及张清荣的问题，但在1959年7月至9月之间，香港的《香港晚报》、《大众报》、《新生晚报》、《香槟报》等四种报纸，均相继报道了张清荣被台湾当局“秘密处死”的消息。报称：“国府处决伪装投诚共谍”，“张春生（张清荣）是共方派来作诈降之高级间谍，经台反间谍人员慎重侦察，将其逮捕处死”等等。
       而台湾的报纸则作了如下报道：张犯自福建漳州投诚后，经政府宽大处理，派空军高炮司令部服务。但张犯仍执迷不悟，继续替匪方作统战工作。1958年10月撰写《和平之路》、《谈共产主义社会》等，为匪宣传，并威胁战士殷杰、杨进鹏、柯占鶯于10月30日叛逃。嗣经柯某向我宪兵202团台北分站告密，适时为宪兵中士毛星鸿将张犯捕获送团处理，毛员除奉准特晋少尉获奖金一万元，及颁九等云麾勋章一座外，团长刘罄敌等均获重奖﹍﹍
另据时任国民党参谋总长、一级上将王叔铭日记记载称，张春生（张清荣）其实就是“意见很多”，并发表《和平之路》，因而致祸，在台北车站被宪兵逮捕。经宪兵司令部审讯后，虽认为不是诈降，但是因无利用价值，故建议枪决，并交由情报局执行，于1958年年底前枪决。此时距其投台尚不满一年。
根据上述资料分析，敌特机关在得到了我方提供的大量假情报后，加深了对张清荣的怀疑，从此对其不再信任、重用。张感到委屈、落寞、失望，进而产生不满情绪，以致作出为台湾当局的法律所不容许的事情，结果被抓住把柄，判处死刑，落得可耻的下场。
       我通过“302号”案件除掉叛徒张清荣的斗争，是谍略反间工作的成功范例，曾得到公安部和中共河北省委领导的高度评价。